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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主义」还是「政治正确」:现代社会如何塑造障碍者的形象?


2020-06-11


知名的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逝世当天,饰演「神力女超人」的盖儿・加朵(Gal Gadot),在推特上发表的悼词意外引起了是否以健全主义(ableism)歧视身心障碍者的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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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事件引起了包括台湾在内的人们,对于健全主义和障碍研究的关注。在乐见这些讨论的同时,却隐约觉得仍胶着于到底算不算健全主义的正反争论,对于什幺是障碍研究的内涵反而没有太多的着墨。

这就好像人们对于要不要吃某样东西争得面红耳赤,但对于这样东西是什幺却模模糊糊说不上来。因此在进入健全主义与否之前,也许可以藉由加朵的悼词、指控她的留言,以及对指控留言的留言之间的反覆讨论,一窥当今障碍研究的主要观点。

她的留言是:「安息吧霍金博士,现在您的肉身不受任何束缚,您的才华和智慧将被永远铭记」(Rest in peace Dr. Hawking. Now you're free of any physical constraints.. Your brilliance and wisdom will be cherished forever )。半个小时后,一位重度视障者亚当・齐默尔曼(Adam B. Zimmerman)随即在这则推文下留言,指控「神奇盖儿」(fantastic Gal)是健全主义者(ableist)。因为霍金的肉身限制并没有妨碍他改变世界,障碍者希望被注意到的是他们可以做甚幺的价值,而不是因为各种限制而被众人怜悯。

这番言论除了少数的支持声音之外,也引起了许多推友数百则的反对与讨论,要不是认为齐默尔曼过度诠释了肉身束缚的含意(颇有佛教对于色身是附臭皮囊的意味),就是认为他政治正确过了头。齐默尔曼随后立即解释说,他也知道当人们谈论到霍金已经自由了(也就是死亡)的时候并不是有意当个健全主义者,但这种话对于障碍者来说还是很伤人的,因为这不仅永久化歧视与排斥,还意味着死亡(也就是自由)比障碍好。

这表示齐默尔曼其实知道她不是有意的,而只是藉由反讽来指出健全主义的影响,无论加朵自知或不自知。

当有人要齐默尔曼闭嘴的时候,他战力满点的反驳说:「为什幺要闭嘴?」并且指出人们并不会特别对种族、性别和宗教的亡者讲一样的话。也就是说,人们不会说:「死亡是这位黑人的解脱;逝世使这位女性获得自由...」等等,那幺为什幺要特别对于取得巨大成就的障碍者说死亡使得他获得释放?

对于视障者齐默尔曼而言,人们一再去戳障碍的点,这不是歧视,甚幺才是歧视?

一位推友留言说,他好几位障碍者朋友表示没有因为加朵的留言而感受到受辱,并且确实认为霍金已经解脱了。另一位推友则说,他的障碍者朋友们的确表示障碍会带来痛苦,如果可能,他们也不想要陷入这种障碍的状态。

齐默尔曼再度霸气的回应,这跟「我有很多黑人的朋友,所以我不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是一样令人存疑的逻辑。他说就像最近的#MeToo运动一样,真正的考验在于当社会处于厌女症(misogyny)的同时,大家还能正确听到女性的呼吁一样。换言之,当整个社会都把性侵害等原因归咎于女人穿着太暴露,或根本就是女人想用性换取利益的时候,#MeToo运动要能够让女性的声音不被父权主义淹没。

也就是说,在当今这个政治正确的年代,说自己不歧视黑人其实没什幺了不起,但如果在三K党横行的时候还能挺身而出,这人才是真正的平权主义者。齐默尔曼说他并不想去帮谁代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但他会为了障碍者的平等权利而持续战斗,因为他知道语言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我认为,从这些推文可以看出齐默尔曼的执着并非过度政治正确,反而藉由这次事件凸显了障碍研究的重要性。继续了解当代障碍研究的主要争论,将是帮助我们重新思考障碍概念以及面对障碍者的重要机会。

然而,我也不完全同意齐默尔曼的指控,因为齐默尔曼的概念最终将会把他导引到自己反对的那一边去。

引起这些争论的重点在于,社会如何看待障碍者,或者这样说,障碍者的形象是如何被社会所塑造而成。在欧美的障碍研究观点中,障碍早期由宗教信仰所主导的道德观点决定,直白的说就是,障碍是个人或家庭缺德的报应。随着近代科学的进步,障碍被认为是个人的不幸,由先天缺陷、后天损伤或不良习惯而导致,在这种思考方式之下,障碍者必须接受医学治疗或专业机构的管理。

然而,不管是道德模式或医疗模式,都把障碍归咎于障碍者的个人原因,所以这两种模式也统称为个人模式。「要嘛是你活该,要嘛是你倒楣。」

「健全主义」还是「政治正确」:现代社会如何塑造障碍者的形象?

当代的障碍观点深受19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认为应该把损伤(impairment)和障碍(disablilty)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也就是说,身心状态的损伤是一回事,但这种损伤会不会形成障碍又是另一回事。许多障碍者权利运动的倡议者把矛头指向社会,认为是社会的限制才让身心损伤的人成为障碍者。这是一种重要的认识论转变过程,因为这让障碍者不再自惭形秽,而可以挺身而出争取身而为人的教育、就业、婚姻、发生性行为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各种公民权利。

「我没有错,也不需要怜悯,错的是社会忽略了我们也是人,我要的是和你们享有一样的各种权利。」

只有从社会模式的角度观察,才能够理解齐默尔曼或其他障碍者为什幺近乎固执的坚持己见。无论是出于恐惧也好或是义愤也罢,好不容易才开拓出来的社会空间、费尽心力去扭转的障碍者形象,极可能因为千百年来所累积的潜意识而功亏一篑。而这也是社会认为齐默尔曼吹毛求疵,但他却更加敏感于语言传播的力道,更何况加朵可是人尽皆知的「神奇盖儿」,一句话可能足以抵销千百位障碍者的呼声。

同时,也还是只有从社会模式的批判,才能一窥健全主义在个人模式当中的虚幻性:不管城邦如何讲求德行,具备黄金比例的人体总不可能到处都是;无论医学发展或管理技术如何发达,身心障碍者还会持续出现。说到底,健全主义只是不存在的虚构概念,因为每个人都有老弱伤病的时候,一个人到底要多完美才称的上健全呢?

激进的打残理论(crip theory)于是宣称:「在健全主义的面前,每个人都不够完美,因此每个人都是障碍者!」

健全主义之所以受到当代社会的批判,就是因为这使得障碍者好不容易在社会模式中长出来的信心,又被一棍子打回个人模式的自囚牢笼。然而,批判健全主义歧视障碍者是容易的,但当这种身体观结合消费主义渗透到所有人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这个缺乏意义却又意义过剩的年代,就显得格外矛盾又难以抗拒。

在消费主义的社会当中,健全主义会让人无意识的改造自己。例如,对于有缺陷的身体必须购买大量的护理和化妆产品;同时我们被告知身体是不完美的,因此如果没有香水、髮胶、脱毛剂等卫生清洁用品,以及拉皮、隆乳、入珠等整形手术或是减重、塑身、锻炼等良好生活习惯,那幺我们就不能完成自我,因为当代的身体只能通过消费来成就。

小心了,下一次当我们在镜子前吸气缩小腹时,也可能陷入了健全主义的迷思。

「健全主义」还是「政治正确」:现代社会如何塑造障碍者的形象?

然而,就算明白了这样的思路,我仍然不完全认为加朵的悼词可以被归类于健全主义的歧视。因为齐默尔曼所秉持的社会模式,在我看来更像是极端社会模式而招致非议。同样是身心障碍者的障碍研究学者汤姆・莎士比亚(Tom Shakespeare)曾指出,极端社会模式虽然对于翻转障碍者形象功不可没,但消除障碍概念(不去谈论障碍)、建立一个不存在障碍者的理想世界,实在是一种过于美好的乌托邦遐想。

就像在齐默尔曼留言下方的留言,不是每一种障别或程度都能够无视于障碍状态所带来的影响。有一个相当有名的轮椅村例子是这样的:假设有一个全部都是下肢受损的轮椅村,一切生活所需都是以满足坐轮椅的村民而设计,此时去拜访轮椅村的「正常人」就会变成障碍者,因为他才是唯一「不正常」的人。虽然这个例子企图说明一件事:「只要消除环境限制就可以消除障碍者的概念」,但这只考虑到了单一肢体障碍者的经验,而不能顾及其他身心障碍者的日常生活。

换个角度想,如果是学习障碍者呢?智能障碍者呢?多重障碍者呢?如果顺着这个思想实验的设计,真能达到一个我们所期望的生活状态吗?

更为重要的是,损伤和障碍可能没有办法像极端社会模式宣称的可以截然二分,因为身心损伤的确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社会障碍。莎士比亚举出一个例子,不管无障碍设施在城市中多幺完善,但只要障碍者想到山巅海角体验自然风光,身心损伤仍然是个不可忽视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认为齐默尔曼在争取障碍者权利的同时,提到种族、性别和宗教的观点是重要的,因为这些理论的确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尤其是种族和性别研究,两者和障碍研究一样,强调人的生物性现象不应该成为社会歧视的藉口。只有种族主义者会认为种姓制度是合理的;而父权主义者则会贬低女性和同志。

然而,障碍研究还是有和这两者不同的地方。就算没有社会压迫所形成的障碍,身心状态的损伤绝不是中性的。

所以我认为,齐默尔曼所代表的观点将会不自觉的把自己带到他所反对的那一边去。也就是跟个人模式做出坚决区隔的同时,也把社会模式推到另一个本质化的二元论极端:把障碍等同于无良、失能、依赖等缺憾,直接变成障碍完全来自于社会压迫、社会关係和社会造成的悲剧。这种把受害的障碍者群体和加害的压迫者群体一刀切开、截然二分的做法,虽然有助于情感动员而凝聚障碍者和支持者,但却忽略了社会与之彼此合作的可能性。

因此,回到加朵对于霍金的悼词,如果齐默尔曼不是用「非常健全主义者」(very ableist),而是「似乎是健全主义者」(seems ableist) ,那我就完全同意了。因为这提醒了我们健全主义在障碍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时也不必完全否认人类同情共感的可能性。

当然,这是障碍者运动的策略选择。我虽然不完全同意齐默尔曼所代表的观点,但我完全佩服他比神力女超人更强的满点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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